Jad Abumrad

Dolly Parton 是如何启示我的

您如何结束故事? “ Radiolab”主持人 Jad Abumrad 讲述了他寻找答案的方式如何使他回到田纳西州的山上,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意外的老师:Dolly Parton。

作者:Jad Abumrad

时间: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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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想分享的,是我身为记者寻找意义的旅程,以及多莉·帕顿如何指引了我。

我讲了近二十年的有声故事,先是电台,后来是播客。

2002 年我开始做《Radiolab》电台节目,那时每期节目都有很程序化的流程:

我们会先邀请嘉宾——

(音频)史蒂文·斯特罗加兹(Steven Strogatz):这可谓是大自然中最引人入胜的景象,别忘了,那可是个万赖俱寂的环境。

贾德·阿布穆拉德:譬如这个人,数学家史蒂文·斯特罗加兹,他会先描绘一个画面。

史蒂文:想象一下,在泰国雨林深处有片僻静的河岸,你乘着一叶扁舟,顺流而下。

周围一片幽静,偶尔林间会传来三两声鸟叫虫鸣。

贾德:史蒂夫带你走进了他的意象,空中围绕着成千上万只萤火虫。

你想象的应该是每只萤火虫在不同的频率闪烁着,营造出类似夜空中的繁星随机闪耀的效果。

但据史蒂夫所说,这个地方的景象就连科学家也无法解释——

史蒂文:呜。呜。呜。

数千盏灯,一齐亮起,一齐熄灭。

(音乐和电音)

贾:一般这时,我就会插入柔美的音乐,就像刚才那样,而你会开始有种温暖的感觉。

科学告诉我们,这种感觉从头部和胸腔而发,蔓延至全身。

那是一种惊奇感。

从 2002 年到 2010 年,我做了上百期类似的故事节目。

很多故事发人深思,触及科学、神经学,最后总以那种惊奇感收尾。

我把这视为我的工作,带领大家走向惊奇的刹那。

大家的反应听上去都是:(各种声音)“嚯!” “哇!” “哇!‘“太美妙了。”“喔!” “哇!”

贾:但我逐渐对这些故事感到厌倦。部分归因于工作的重复性。

记得有一天,我坐在电脑前制作神经元的音效。

(噼啪声)

做起来很简单,剪辑一些白噪音即可。

我当时就想,“这音效我都做了 25 次了。”

但不仅如此——那些故事的情节也高度相似。

你在科学的真理之路上前行,惊奇感不断涌现。

当然,别误会,我热爱科学。

我的父母从战乱国家移民到美国,科学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身份认同,而我也继承了他们这一点。

但那个简单的转换,从科学转到惊奇,让我感到哪里不太对劲。

譬如,难道故事只能这样发展吗?

2012 年左右,我遇见了一堆不同的故事,让我认为:“不,并非如此。”

其中有一次,我们采访了一个人,他说在老挝的山林中,他和其它村民被化学武器攻击了。

于是西方科学家前去检测化学武器的痕迹,却一无所获。

我们访谈时问了他,他说科学家错了。

我们说:“可他们检测过了。”

他说:“我不在乎,我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我们继续交流着,简单形容一下就是:那次采访以泪水收场。

我感觉——我感觉糟糕透了。

当着一名受难者的面坚守科学的真相,什么都治愈不了。

或许是我过于依赖科学寻求真相。

那一刻我也感觉,当面前摆着许多不同的真相,我们却只专注于其中一个。

于是我心想,“我必须做得更好。”

于是在接下来的八年,我全心投入了有真相碰撞的故事。

我们有关于“政治共识”的故事,幸存者和加害人的观点相互碰撞。

我们讲述了关于种族,关于黑人如何因体制原因被陪审团拒之门外,而本应防止该问题的规定又为何适得其反。

我们讲了关于反恐、关塔那摩被拘留者的故事,争议和冲突无处不在,你只能绞尽脑汁试着理出头绪。

而挣扎似乎成了重点。

我心想:“也许这才是我的工作。”

带领大家走向挣扎的刹那。

而这次,大家的反应都是:

(各种声音)

“但我知道——我就——”

“呃,我——”(叹气)

“哦,所以就是,呃——”(叹气)

“我是说,我——”

“你知道——天啊——我——”(叹气)

贾德:那声叹息,就是我每次都想要听到的声音,因为那声叹息基本上代表了我们当下的境况,对吧?

在我们所处的世界,真相早已不是一系列等待捕捉的事实。

真相成了一个过程。

它从名词变成了动词。

可这种故事该如何收尾?

要知道,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讲一个故事,随着情节的发展,两个观点互相冲突,然后到了结尾就成了——不,我想想。

我该怎么收尾?

哦,天啊。

你该如何——如何为这故事收尾?

不能总是大团圆的结局,因为那太不真实了。

而同时,如果你就把听众卡在那儿,大家就会觉得,“我刚刚听那些干嘛?”

我总感觉好像还差一步。

超越挣扎的一步。

而就在此时,我接触了多莉。

或者圣多莉,我们南方人都这么叫她。

我想简短分享一下我在去年制作九集系列节目《多莉·帕顿的美国》时的感悟。

这和我往常做的节目不太一样,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多莉能帮我想通这个收尾的问题。

基本的直觉大概是这样:你去多莉的演唱会,能看到戴球帽和穿女装的男人站在一起,民主党和共和党站在一起,手牵手的女人,形形色色的人聚在一起。

各种大家本认为应该势不两立的人聚在那里一起唱歌。

她似乎在美国划出了一块独特的空间,而我想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

于是我横跨两片大陆,访问了多莉十二次。

她每次都这么开头:

(音频)多莉·帕顿:问我任何你想问的,我只回答我想听的。

(笑声)

贾德:她身上无疑有一股自然的力量。而我碰到了个问题:我为这系列节目选择的一种幻想,让我心神不宁。

多莉的歌常以南方为主题。

如果你听遍她的唱片,你会不断听到有关田纳西的歌曲。

(音乐)多莉:(唱着各种歌)田纳西,田纳西……

田纳西乡愁……

我脑海里充满了田纳西乡愁引起的忧思。

田纳西。

贾德:《田纳西山舍》、《忆田纳西山》。

我在田纳西长大,却从来没对那里怀有过故乡情。

我一直是那个来自发明人肉炸弹的地方、干瘦的阿拉伯孩子。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了很多时光。

当我离开纳什维尔时,就是彻底离开了。

记得当时在多莱坞,站在她田纳西山舍的仿造建筑前。

我周围的人都在哭。

可这就是个布景而已,有什么可哭的?

特别加上我和南方的关系,我根本无法理解,他们为何那么情绪化。

我甚至开始焦虑,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项目?”

但接着……命运扭转。

我遇到了布莱恩·西弗,多莉的侄子兼保镖。

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地带着我和制作人西玛·欧莱俄开出多莱坞,绕到后山,往山上开了二十分钟,上了一条小泥路,又穿过了类似《权力的游戏》中那个巨大的木门,来到了真正的田纳西山舍。

真正的地点——有如神殿——真正的田纳西山舍。

我要用瓦格纳的音乐搭配这一段,因为你要知道,在田纳西坊间,田纳西山舍就算是圣地。

我记得站在那里的草地上,旁边流淌着鸽子河,蝴蝶在空中轻飞曼舞,我拥有了属于自己惊奇的刹那。

多莉的田纳西山舍看上去完全就是我父亲在黎巴嫩山中的家。

她的房子和他离开的地方一模一样。

而那一点连接,促使我和父亲聊起了我们以前从未提及的话题,他离开家乡时的痛苦,而他又如何与多莉的歌产生共鸣。

我后来和多莉访谈时,她称自己的音乐为迁移之曲。

就连那首经典的歌,

《田纳西山舍》,如果你仔细听——

(多莉·帕顿《田纳西山舍》)

“夏日午后的阳台上,坐在两条腿支撑的直背椅上,倾靠着墙。”

贾德:关键在于试图捕捉你明知已经逝去的时刻。

但如果你能生动地刻画它,或许就能把它冻结起来,像树脂做的琥珀,将它固定于过去与当下之间。

这就是移民的体验。

而那一缕思绪带我走进了千万场对谈。

我开始和音乐学家讨论乡村音乐的整个体系。

一种我一向感觉和我家乡毫无关联的音乐风格,竟然由直接来自中东的乐器和曲风组成。

甚至有商路从当今的黎巴嫩直至田纳西东边的山上。

老实说,站在那儿,看着她的屋子,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名田纳西人。

这就是真相。

而且,不仅这一次,她还一而再,再而三迫使我突破了我曾为世界创造的简单分类。

我记得和她聊到她和波特·瓦格纳长达七年的合作关系。

1967 年,多莉加入了他的乐队,当时他已经是乡村音乐界的大咖,而多莉只是后备歌手,无名之辈。

然而很快,多莉火了起来,他心生嫉妒。

多莉打算离开时,他起诉了多莉,索要三百万美金。

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把波特·瓦格纳视为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混球,试图阻挡她的事业发展。

但每次我向这方面暗示,我说,拜托!

(音频)这个男人,你在视频里也看到了,他用胳膊搂着你。

背后肯定有控制欲之类的情结。

多莉:哦,没那么简单。

你想想看。

他演出了那么多年,根本不需要我来让他爆红。

他也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

我是个认真的艺人,他不知道。他并不了解我的各种梦想。

贾德:事实上,她还经常提醒我,“不要把你愚昧的看法强行加入我的故事,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是的,这里的确有控制欲,但还有其他的。你不能就这样盲目下结论。”

好,退后一步来看。

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其实,我认为这其中包含了如何前进的线索。

我们记者喜欢,甚至迷恋差异。

但在这个混乱的世界,我们更加需要桥梁来连接事物之间的差异。

但是该怎么做呢?

对于我而言,我觉得答案很简单。

你究诘这些差异,并尽可能守住这些差异,直到最后,好比在那座山上,让答案自己道来,自己呈现在你面前。

故事不能以差异收场,只能以升华落幕。

从那次上山之旅回来后,有朋友赠与了我一本书,启发了我如何为这个想法取名。

在心理治疗学中,有套叫“第三”的理论,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一般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

我为你做了点事,你为我做了点事。

但根据这套理论,当两个人在一起并真心想要了解对方时,那种相互的认同会萌生一个新的东西。

一个诠释他们关系的新载体。

你可以把多莉的演唱会看作文化界的第三空间。

她看待不同观众的方式,观众看她的方式,在那个空间创造出了新的灵性结构。

我认为那就是我的呼吁。

身为一名记者,一名故事人,一名美国人,处身一个竭力挣扎中的国家,我叙述的故事都必须抵达“第三”的境界。

只有在那儿,我们之间的差异才会化作新的可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