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药的真实情况

2008 年，我接到了一通不同寻常的电话，是一个叫 Joe Graedon 的人打来的。

乔说，最近他收到了大量的投诉，来自近期改服仿制药的患者们。

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药剂师，同时，也搭档主持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一档电台节目。

一位又一位病人抱怨说，仿制药带来了许多不良副作用，甚至导致病情复发。

乔相信了病人的说法。

但当他把这些投诉上报给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FDA）时，那里的官员辩解说，“可能只是心理作用。药片的样子和以前的不同，病人因此觉得不满。”

乔没有买账。

他想请有调查火力的人深挖这个情况，

因为我是一名调查记者，他便联系了我。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问题：“凯瑟琳，这些药出了什么问题？”

接下来的十年里，我试图追踪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的医疗系统依赖仿制药。

我的家人也是如此。

但经过十年的采访，与知情者的会面，跨越四大洲的实地探访，以及数千份来自——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 来自仿制药公司，以及来自法庭的机密文件——都将我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在某些海外国家的许多仿制药生产商在把假冒伪劣的药品伪装成合法仿制药出售，以攫取利润。

他们公然无视了药监局的规章和标准。

本质上说，他们犯了欺诈罪。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让世界各地患者的健康遭受威胁，甚至有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

印度有一家大型制药厂就已经因为这些行为关闭。

我想知道，那家公司是个例，还是冰山一角？

我的发现令人不安。

任何服用仿制药的人都有权对此深表忧虑。

如果你对我说的任何事表示怀疑，那都是情有可原的。

我认为仿制药是世界上非常伟大的公共医疗创举，是对全球患者的巨大胜利。

今天，我们 90% 的药物是仿制药。

我知道非专利的艾滋病药物在非洲拯救了无数生命。

在美国，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和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都要依靠仿制药。

在定价过高的药品市场中，仿制药可谓是失败的英雄。

但我最大的假设是基于美国药监局的保证，即正确监管的仿制药，不仅安全有效，还具有生物等效性，和品牌药以及其他仿制药能够互换使用。

好，这点确实没错——前提是公司遵守了明文规定。

但在遥远的药厂里，我发现了一套不同的、不成文的规定。

刚开始调查时，我的注意力在监管框架上。

很快，有了一个另外吃惊的事实：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筛查药物制造商的申请，依据的不是对药物的测试，而是对公司数据的审核。

正如美国药监局仿制药的主任告诉我的，“许可系统需要申请者的行为合乎伦理道德规范。否则，整个系统都会崩塌。”

真的？仅仅依靠自觉吗？

（笑声）

经过九个月的调查，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仿制药的文章。

我讲述了改服仿制药的患者如何遭受了病情恶化。

我引述了医生们的话，他们质疑仿制药是否真的具有与品牌药等同的生物等效性。

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发件人自称 “四美元续药” 。

（笑声）

四美元是你在沃尔玛购买仿制处方药的价格。

“四美元续药” 在仿制药行业内工作。

他说，如果我真的想调查这个问题的真相，我最好应该去看看大部分仿制药被生产的地方：印度和中国。

“四美元续药” 是对的；

制造我们所有的药物，包括品牌药和仿制药的活性成分的工厂有 80% 都位于海外，主要在中国和印度。

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仿制药公司，若是想得到向我们市场出售其药物的许可，都必须遵守一套被称为《良好生产规范》的详尽法规。

我决定去学习如何生产合法仿制药的每一点细节。

在新泽西一间顶尖实验室，我看着技术员在专业机器上进行测试，用模仿胃部条件的烧瓶测量药物的溶解过程。

但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间实验室——在所有设施中禁用了涂改液。

在药监局的规章下，数据是质量的基石。

在生产的每一步骤都必须收集、保管数据，并将其与监管者分享。

涂改液会带来很大风险。

它会引诱人篡改数据。

很明确的是，药监局的监管制度想要成功实施，任何申请许可的公司都必须遵守伦理道德规范，且其数据必须是未经改动的。

但要是两者都被违反了呢？

要是申请者并不道德？

要是数据并非原始版本？

我开始听说一家位于印度叫兰伯西（Ranbaxy）的公司，它是印度最大的制药公司，是印度首批成功的跨国公司，也是美国市场中增长最快的仿制药供应商。

一位知情者把兰伯西的内部文件提供给了美国药监局，我也得到了这些文件的副本。

解读了这家公司的图表和数据后，我揭开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骗局。

他们替换了未经批准的、低纯度的原料。

他们编造出类似标准操作流程的文件，在桑拿房一样的房间中连夜干蒸这些文件，让它们看上去像用旧了一样。

他们捏造出 3 个月、6 个月、9 个月和 18 个月的稳定性研究，结果全都是在同一天生成的。

渐渐地，我得以发掘出这场监管噩梦背后的故事。

2004 年，兰伯西雇佣了一位新的研发部主任。

他嗅到了猫腻，于是便委任一位名叫迪内西·塔库尔（Dinesh Thakur）的年轻工程师研究每一份药物申请中的数据，辨别数据的真伪。

塔库尔最后整理出一份骇人听闻的 PPT 演示，表明兰伯西在 200 多件产品中伪造了数据，波及 40 多个国家。

新任研发部主任把这份演示拿给一个隶属董事会的委员会看。

这个委员会下令对这份报告，以及编写报告所用的手提电脑进行销毁。

然后他们强行把塔库尔开除了。

塔库尔夜不能寐，满脑子都是兰伯西充满危险的伪劣药物。

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向美国药监局发出了警报。

经过一场为期八年的调查，兰伯西承认了七项伪造数据的重罪。

一位药监局的顾问告诉我，就像在遥远工厂中生产的廉价服装一样，她将其称之为 “快餐时装” ，也有 “快餐药物” ， 是在海外制药业的血汗工厂里，用劣质原料和生产 “捷径” 制造的。

在墨西哥城，我和一位知情者在酒吧里碰面。

他递给我的文件中揭露了他所工作的削减成本的仿制药工厂，是如何在知情的情况下释出了含有玻璃颗粒的药物批次。

在加纳的首都阿克拉，医生们解释说，各种廉价的印度和中国药物几乎完全没效，即使剂量已经翻了两倍或三倍。

在孟买，我见了另一位知情者，他来自一个我曾以为遵守道德规范的公司。

他坐在那里描述了自己的公司如何熟练地运作数据操纵的机制，以便让有问题的药物能快速过审。

他泪流满面地说，“这个产业里发生的一切，非常、非常、非常肮脏。”

在美国，一位在政府工作的线人给了我一个 USB 闪存盘，其中含有超过两万份美国药监局的内部文件。

这些电子邮件和记事揭露了该机构的公共卫生使命——保护消费者——常常和它的政治使命冲突——给国会呈现持续稳定的廉价药物许可。

我还得知，美国药监局针对海外药厂的巡查系统漏洞百出。

在美国，药监局调查员会未经事前通知地进行突击检查。

但在海外，药监局给生产厂商长达数月的提前通知。

它要寻求海外公司的帮助安排交通和住宿。

我的消息来源还提到了预演好的检查，几支篡改数据的队伍对文件进行捏造或改动，早在药监局到来之前就制造好遵守规章的假象。

一位彪悍的美国药监局调查员，彼得 · 贝克（Peter Baker），发现了该如何找到真相。

他无视了打印出的数据，直接查看公司电脑。

当有文件被删除时，他找到了元数据，发现了隐藏起来的测试数据。

这些公司在预先审查它们的药物，研究该怎样修改正式测试结果，使其符合美国药监局的规章细则。

如我所说，这个问题远比一群蹩脚演员要严重。

在四年时间里，彼得 · 贝克巡视了位于印度和中国的 86 间工厂。

在其中 67 间工厂里，他都发现了造假的证据。

你是否想过未能通过测试的药物批次去了哪里？

它们本应被销毁。

然而，低成本工厂常常把这些药物卖给监管不力、并不知道入手了什么东西的市场，比如非洲、东南亚和印度自己。

海外仿制药产业把这个称为 “双轨生产”——给某些地方提供优质药物，给其它地方提供劣质药物。

在发展中世界里，这个腐败的系统导致市场上充斥了如此繁多的劣质药物，以至于公共卫生研究员认为这些劣质药和耐药性与感染的增长有所关联。

但海外公司的犯罪行为仅仅是问题的一半。

虽然有些监管者明显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诈，在美国，我们的监管者看上去甘愿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以便继续放行廉价的药物。

结果，某些美国患者拿到的仿制药中含有有毒杂质、未经许可的成分、危险的颗粒物，或是不具有生物等效性的成分。

正如美国药监局的调查员彼得 · 贝克所说，如果人们真的理解其中利害，那么没人会服用这些药物。

有办法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问题吗？

答案是肯定的。

想要开始解决问题，我们就要承认目前药厂的自主药物监管系统已不再属于这个时代了。

科学在进步，医药在进步。全球经济在进步。监管制度难道不应该也一起进步吗？

只有一种方法能保证仿制药的质量：严格的监督，包括突击检查，以及对药物进行系统性测试。

严格的监督意味着监管者不应只看打印出的、可能真实也可能虚假的数据。

有效的解决方案也需要给一般患者提供更多信息。

我们知道我们的早餐麦片和跑鞋是在哪里生产的。

为什么仿制药要区别对待？

患者还能做些别的事。

他们可以告诉选举出的官员和消费者组织，应像要求获取药物时一样大声地呼吁要求质量。

消费者组织若是能像汽车和洗衣机行业一样对仿制药进行检测和分级排名，会对其消费者大有裨益。

大型连锁药房应肩负对大众的责任，检测它们出售的药品。

去药房购买负担得起的药品不应有任何隐藏消费。

对于所有关心病人安全的人而言，现在正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采取行动的时刻。

谢谢。

（掌声）